30年前，还是大家眼中“小年轻”的北京理工大学赵显利教授，被教育部和电子部的一个决定改变了人生轨迹——从此他的成就感来自于为中国培养了多少电子产业的人才，而不再是发表了多少论文和专著。1993年，在中国改革开放十几年后，广东的电子产业已很发达，但高校培养出的学生缺乏真正的动手实践，无法匹配高速发展的产业。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电子设计竞赛来解决中国大学生动手能力问题的想法应运而生，由两院院士王越作为竞赛组委会主任，北京大学沈伯弘教授担纲专家组组长，赵显利则承担起了竞赛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的工作。

1994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一纸通知《关于组织数学建模、机械设计、电子设计竞赛的通知》(教高司【1994】76号），开启了中国电子产业人才培养的序章，第一年只选了北京、陕西、四川三个赛区作为试点。当时的互联网尚不发达，赵显利和老师们硬是靠着两条腿到各省市进行全国高校的调研，发现“简陋”的比赛却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欢迎。第二年电赛即正式展开，规模扩展到了9个赛区、122个参赛学校、602支参赛队伍，并从此定下了两年一届，每逢单数年进行的机制。

1995年9月，刚开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的黄根春老师就接到学校通知，组队参加10月进行的第二届电赛。当时只知道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竞赛，于是他找了几个学生，训练了一下电路，熟悉了一下GAL以及8031单片机，临近比赛数码管显示还没搞定。那时实验室的286计算机不时报错，训练期间很多时候是在修电脑，最好的两台486计算机分别来自于李德仁院士家里和刘经南院士办公室，甚至连培训经费也是从各部门筹措的。备赛后期，黄老师还让老母亲每天炖4只鸡的鸡汤，给同学们加营养。

28年后，在武大电赛实验室中心，随意拉开一个抽屉，里面也许就有很多单个成本约三四百元的模块。正常情况下，参加训练的学生像这样的模块一个组（3人）需要做四五十种，而且每种可能要做好几个。他们会将这些模块变成一个个系统，来不断训练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烧掉的模块远远多于成功的。以武大今年60多支参赛队的规模，学生们往实验室里一坐，每周的开销就高达一两万元。

一个学生的成长是无数的弹药（芯片）喂出来的，武大电子学院的所有配置包括实践费用都是武大的最高标准。这是因为校领导看到了电赛的意义，那就是王越院士自电赛创办之日起就强调的宗旨——“姓教”。“所谓‘教’是教育，电赛的终极目标是培养电子相关专业的大学生，因此要按照学校学科的教育教学目标、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学大纲而进行电赛相关的工作，希望能为学科教育教学改革做出贡献”，赵显利说。

“竞赛可以和培养方案的课程体系衔接”，罗新民老师提到西安交通大学开设了一门《电子系统训练》课，一般在第三、第四学期进行，开课的目的就是训练学生最基本的电路设计能力。虽然是选修课，但是几乎所有学生都会选。其中自我感觉较好的学生就会有信心参加电赛，因此就自然而然遴选出了参赛人选，不参赛的学生也学到了专业所需，做到了电赛和课程的自然结合。 

电赛更像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会辐射到真正的教学，如何在教学活动中去体现工程性思维。绝大部分学校真正想把电赛做好，需要将电赛所需的基础理论和知识，逐渐梳理成一定的知识结构，在课程里进行针对性的调整，最终目的是针对产业界的需求来调整培养方案。

“我们竞赛体系完整培训出来的同学，正常情况下达到一个专业工程师的水准，一点儿都不夸张，甚至在很多企业里都找不到这样高水平的”，当老师最得意的永远是学生，武汉大学周立青老师说电赛走出来的学生，被用人单位竞相争抢，“就算是进企业摸爬滚打了三五年，也没有像学校这样一个个知识点、一个个技能系统性学习 。”

电赛四天三夜的半封闭形式，迫使学生必须要依靠平时的知识积累、技术积累和能力积累，这些知识点、技术和能力的掌握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需要扎扎实实一点点夯实。漫长的准备期之后，还要有创新的想法，才能在设计时游刃有余。小组的形式意味着要有团队合作的意识，将方案付诸实现则需要焊电路、仪器仪表的基本功，最终上交的报告要将设计思路、测试过程清晰地呈现出来，就得具备一定的科学论文的素养。获奖的毕竟是少数，只要参赛学生就会获得全面能力的提高。

这就是30岁的电赛到今天依然深受欢迎的原因，虽然不断与时俱进，但从未改变初心，学生、学校、社会等层面都看到了收获。

2002年，周立青还是武大通信工程专业的一名大二学生，他发现学校电赛的培训比课程有意思多了，于是就扎进了电赛实验室。在那里他遇到了黄根春老师，后者因为2000年武汉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四校合并成为武大电赛的指导老师。

2003年7月下旬的某一天，周立青觉得自己做的电路特别漂亮，突然有种顿悟的感觉：遇到任何问题其实都是有方法去解决的，只是需要不断地探索、钻研和尝试。这种信心的建立让他之后在工作中，对于未知的探索从未畏惧过。后来他才理解这种顿悟的实质：开始时一件事情有100个未知元素，当把这些元素一个个解决后再去面对另外一件事时，虽然仍有100个元素，但其中有80个元素是你熟悉的，这样你就可以重点关注那20个未知元素。这意味着不管多难的事情，一定会有解决办法。

那年的电赛武大并不顺利，黄老师带领四校合并之后第一次统一训练的队伍参加最终的国测，前三组都折掉了，而且都是原本武大而非另两所学校的学生。当周立青完成测试走出来时，远远地看到自己的老师坐在一座老破楼满是灰尘的楼梯上，阳光正好照过去，老师的头发泛黄了，在那一瞬间原本四十多岁白白净净有些富态的黄老师显出了衰老和无力感。那一幕是他这一辈子都难以忘记的影像，也就是在那一刻，他突然想到老师的年纪大了，自己是不是可以为老师分担一些。

当周立青向黄老师竖起大拇指表示顺利的时候，能明显感到他精神了一下，似乎笑了那么一下，但也就那么几秒钟，随后就又陷入了颓态。周立青走过去，和黄老师并排坐在楼梯上，大概半个小时，谁都没有说话。即使当时只是一名学生，他也能感受到黄老师身上背负的压力。而这种压力若干年后他自己也体会到了，成绩是每一名指导老师都无法逾越的。

最终，周立青拿到了国一。颁奖礼对于大多数参赛学生而言，意味着电赛生涯的结束，但对于周立青却是另一种开始。当初备赛初期非常艰难，很多人会因为一个问题一两周都解决不了，从而丧失信心随之放弃。在调两个电路模块的级联时，周立青也是花了三四天怎么都不行，刚好实验室来了一位参加过电赛的师兄，不到一分钟就搞定了。后来师兄又来了几次，每次都能很快帮他解决问题，这给他很大触动。因此电赛之后，他和三个小伙伴主动找到当时已正式出任武大电赛总教头的黄老师，提出在读研期间师兄们排班，来指导下一届参赛的学弟学妹们，从此武大建立起了学长们传帮带的传统。

2006年周立青研究生毕业，提出想要留校帮黄老师做电赛时，院长和书记都难以相信，因为他已经拿到了多个企业高额年薪的offer。最近这几年他才想明白自己当年这个选择背后的原因，自己是一个不愿意完全按照别人指令做事的人，而学校对自主探索更加包容，也许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创造出一些价值来。

初为人师的日子是轻松的。因为刚刚经历过电赛，所以学生遇到的技术问题、调不通的电路，他都可以搞定。武大获得“国一”数量的排名也节节攀升，2005年全国第二、2007年并列全国第一，2009年全国第一。

当年武大一个访谈节目问了黄老师一个问题：武大“国一”数量都排全国第一了，为什么还在做电赛？黄老师的回复是，起初觉得不甘心，因为三校合并后规模更大，成绩没理由落在后面。后来又觉得不忍心，想着成绩越来越好可以慢慢退出时，新来的学生知道电赛不错，想要参与培训的越来越多，无法撒手不管。

当周立青在人民大会堂领取他的“国一”奖时，盛庆华老师已经站在了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简称“杭电”）的讲台上。2003年五一劳动节当天，穿着格子衬衫、牛仔裤，一身学生装扮的盛庆华进行了讲台的第一次亮相。同年暑假被院领导安排去管文一校区712实验室——电子设计竞赛集训场地时，对于这个之前仅见过名字的比赛，他是完全陌生的，更不清楚其残酷性。

电赛是高校中当之无愧最硬核的竞赛，一等奖的比例上限为2.4%，二等奖5.6%，而实际的获奖率甚至更低，而且还会通过综合测评和国测环节来挤水分。四天三夜里完成一个作品，需要考虑很多方面，不只是指标达标，还要稳定性好、方便测试，要适应测试现场的环境和仪器。第一天早8点出题目，第四天晚8点封箱，时间是有限的，每分每秒都在流失，很多女生最后都是一边流泪一边敲代码。

在电赛的路上，当绝大多数学生只能将参与当作目标时，注定了大多数老师也与国奖无缘。电赛对指导老师实践能力的要求远远超出了一名普通大学老师，工科本身就是在不断地经历工程的训练、犯错、改正的过程。同一个实验，100个人也许会呈现出80种不同的结果，学生的错误也是千奇百怪，这些是书本上没有的，只有当你自己调过1万个电路，才能一眼看出问题所在。解决具体的技术问题只是最表层的，整个电赛所涉及的知识面基本涵盖了电子类相关的所有专业——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测控、自动化、光电、电器，没有哪位老师能够真的覆盖所有，但是要有一个整体宏观上的把握，才可以给学生在不同方向上的发展给予指引。

与天才型选手周立青相比，盛庆华的前十年颗粒无收，以致于快抑郁了。但是，电赛仍需继续，他也在反思自己。本科读的物理系，电子制作机会较少，还不足以指导竞赛的学生；研究生的专业是电路与系统专业，偏算法和软件，对于以硬件PK为主的电赛，模拟技术就成了软肋。

2011年某天在学校值班时，他在角落里发现了一本《德州仪器高性能模拟器件高校应用指南》。与其他理论性书籍不同，这本书是从实践角度进行讲解，告诉你模拟相关的芯片有哪些，如何用好这些芯片等等。对于成电、西电等学校很多从本科阶段就玩竞赛的老师而言，会觉得这本书很简单，但盛老师却如获至宝。等到需要动手实践时，当时每次申请样片，都能得到TI的快速反馈。在像一个学生从头系统学习之后，历年的经验和技术总结，再加上模拟技术的如虎添翼，最终在2013年，盛庆华老师所带的队伍实现了“国奖”零的突破。对于这迟来的收获，盛庆华老师形容自己是“大器晚成”。

2015年杭电开始采用教练组的形式来备战国赛，主要分为仪表组、高频组、控制组、电源组、每个组大概8～10个队，进行统一的训练安排。盛老师所在的组是仪表组，因为和黄继业老师年龄相仿，搭档起来很顺畅。但是他也在不断总结经验，比如延长了电赛的备赛周期，在周五晚上特意为学生开设了模电实验教改班以培养学生的模拟技术能力。

最终参与比赛的还是学生，盛老师一直相信高分并不代表一切，很多杭电的学生并不比成电、西电的差，做老师最重要的是要挖掘出对电子技术真正喜爱的学生，“每个人的兴趣爱好都不一样，电赛这件事，如果不是真的喜欢，也坚持不下来。”遇到好苗子他会随缘，不强求。曾经因为在成长的重要节点缺乏老师给予方向上的指引，几次重要选择上都留下了遗憾，他希望自己的学生不会重蹈覆辙。盛老师对学生的指引并不局限于电赛本身，他会把自己当年走错的路唠叨给他们，甚至会用私人关系求别的老师给挂科的学生辅导功课。就这样，他和很多学生处成了哥们、朋友，就在参加颁奖礼的前一天，他和2003级的学生踢完球后才匆匆坐上驶往北京的高铁。那是他带的第一批电赛学生，就是在学校球场认识的。

在实现了零的突破后，盛老师也迎来了节节突破。2022年的“TI杯全国模拟邀请赛”所带的队伍距登顶只差一步，2023年的国赛终于圆梦，他所带的队伍杀出重围，夺得了杭电历史上第一个电赛最高奖——TI杯。

盛老师是幸运的，杭电虽不属顶尖，但毕竟在电子上积累深厚，这是他最终收获颇丰的基础。现实中，获得国奖本身是一件有难度的事，而且不同学校之间也许差异性极大。从事相关工作的老师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付出，当然会有所收获，但更多时候付出远远大于收获。

即使是大家眼中国奖拿到手软的老师们依然有他们的困惑。 

都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对于高校而言其实就是老师送走一届一届的学生，看着他们经过电赛实现了蜕变，或是继续深造，或是走向工作岗位，然后再迎来下一届。在这个周而复始的过程中，老师们感受到了自己对于学生成长的意义，但是也在一届一届地消耗着自己。

与电子类专业院校不同，当时武大平常带电赛的只有黄根春老师和周立青老师两个人，这意味着光是解决学生在实践中无数具体的小问题就已经忙得团团转。2011年，已过而立之年的周立青开始有些迷茫，他问自己，是不是之后就这样永远停留在解决学生技术问题这个层次上，就像笼子里不断奔跑的小仓鼠，自己的提高在哪里？那时的他对育人这件事考虑得不多，陷在成绩的桎梏里，不明白拿到了奖又有什么意义？

随着承担的工作越来越多，他投在电赛上的精力越来越少，从原来每天都和学生泡在一起变成一周只有一两天。同年武大的成绩开始下滑，2013年则跌到了谷底，只拿了三个国一，保存了仅有的颜面。那年复测时，出来一组说不好，又出来一组还是不好，当时周立青和黄老师就并排坐在测评场外的台阶上，像是又回到了十年前。他们偶尔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两句话，很长时间是那种无声的陪伴，当时的感觉也就只有他们俩才能理解。

跑到加拿大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周立青脑子里转过各种念头，甚至考虑办理移民手续。最终他调整了思路，将人才培养的产出当成自己的奋斗目标，决定将电赛这件事情当作未来10年、20年主要做的事情。2014年，他的微信头像是一个二极管图标，边上标注着：选择了远方，只顾风雨兼程，永不退缩。这个头像代表的既是选择也是放弃，他将不得不实质上放弃自己在科研和其他方向上的探索之路。

他同时想明白了原来的那种工作方式，于己而言不可持续，于武大而言同样不可持续，需要从体系上做出彻底的改变。当时流行的成电、西电模式是建立在学校拥有一大批专业实力强、实践能力高的指导老师的基础上的，而武大作为一所综合性院校，全校相关的师资加起来还不如别人的一个院，而且武大的学生更注重大类知识掌握的同时，在更加深入的专业实践训练方面并无优势。以前电赛成绩更多的依赖于指导老师和同学们的个人专业能力和更多的精力时间投入，这种结构本身就很脆弱，武大必须走出自己的路。

这条路就是：要有扎实的基础实践课程体系支撑，不能把所有的工作都压到电赛培训上去。因此周立青跟学院沟通进行整个实验课程体系的重构，从学生大一进校到上完电路专业课，建立一个五门实验课程的贯穿式电子技术基础实践课程群体系，整个体系一次性打通，把实践能力培养贯穿到整个实践课程群。课程内容建立好之后，实验课的授课老师并不需要每位老师个人能力特别强，就可以完成对学生基础实践能力的培养。这样学生在进入到电赛培训之前即具备一定的专业实践能力，而不是一个什么都指望电赛来培训的小白。 

“我培训50个人，让他们去争取拿国一，可能从竞赛的投入产出比角度上会更好。但是我现在的方式是要让所有学生的能力都有所提升，再从其中挑选有愿意参加竞赛的学生。”这也算是回应了当初院长跟他开的玩笑，“你是带出了最多的全国第一，但你只培训了60多位学生，什么时候你能惠及到咱们学院400多学生的一半，那才是真水平。”显然学校不能仅依靠一项比赛来培养学生，从根本上还是要靠课程。

如此大刀阔斧的改革显然需要学院领导有魄力，最终2017年在全院大会上学院领导和周立青签了这项实验课程体系改革的合同。2018年这个经过两年试运行的实验课程改革方案即写入电信学院的培养方案中，在全院学生以必修课选修课形式全覆盖推广实施，这在全国高校范围内也是极为罕见的探索。一项源于电赛的改革最终改变了全院学生的实践培养方式。2022年以此为主体的教育教学改革成果获得湖北省教育成果一等奖，周立青老师主持的《电工电子工程训练》实验课程2023年6月被认定为国家级线下一流本科课程，这是武大线下国家一流课程中唯一的实验课程。

武大原本电赛那种师傅带徒弟的原始方式让位于平台化、体系化，全院所有学生的实践能力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建立一套电赛的培训方案。进入竞赛阶段后，两位老师再配上实验室管理人员，同时继续学长的传帮带模式并进一步优化梯队，这样就能够达到一些专业院校里二三十位指导老师的水平。从2017年开始，武大电赛的成绩稳步上升，与此同时，周老师的压力却比前些年小多了，现在的模式驶入了一个持续完善的轨道。

在这个机制下，每届参与电赛的学生，前面的一年多时间唯一的目的就是让自己成长，直到国赛年春季学期开学的第一天，才会听到周老师放出的狠话，“从现在开始，需要你们出成绩。因为如果今年要不到成绩，下一届学生就得不到好资源。你们之所以在过去的一年多里面得到这么充足的资源支持，是因为你们的师兄师姐成绩好，而不是你们有多优秀。从今天开始，你们要么为下一届争取资源，要么就离开实验室。”

如今已经成功的改革背后，当初实际上面临着种种困难。面对各种天马行空的新想法、新举措，内心拿不准时，周立青就会跑去找黄老师聊一聊，或是在办公室，或是在台阶上。无论他想做什么，黄老师都会表示支持。“黄老师，你陪我坐在这儿，我的心就稳，我就不怕”。他已经习惯了这么多年来和自己的老师相互依托，国赛的四天三夜时，两人一起陪学生到早上五六点，然后再回去休息一两个小时。外界看到的只是成绩的好与不好，而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这其中的努力与付出，最后要承担责任和压力的也是他们两个人，不好做也得想办法做，最后实在做不出来也得认。

与参赛学生及竞赛指导老师相比，另外一些人的付出并不那么容易被看到。像电赛这种动辄几万人的参赛规模，半封闭式的线下考察方式，如果没有严密的组织，是难以想象的。20年前，胡仁杰老师承担了江苏省赛区组委会秘书长和专家组组长两份工作，直到现在。

根据电赛要求，各赛区组委会负责本赛区的报名、组织及评审工作，琐碎还在其次，最难的是保证公平公正性。与竞赛无关的老师不感兴趣，所以绝大多部分专家或多或少都和竞赛有相关性，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保证公平公正，如何组建和管理专家队伍就成为一种艺术。“一方面要不断‘洗脑’，让大家明白公平公正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要从规则的制定上尽可能完善，规则定好了，就不要因人而变。”

事实上，在赛区做到公平公正比最终的国测更难，因为毕竟国测时遇到利益相关学生的机率要小很多。早期刚接手工作的时候，因为有些人做事太过分，胡老师甚至会跟人撕破脸来吵架，因为现场学生都看在眼里，容不得慢慢去做工作。两三年后这种现象就没有了，“看到一个先例，大家就都明白了该怎么做。”

动员更多的学校加入到电赛中来则是组委会的的主要任务，胡老师每年都会在全省范围内至少组织一次动员和宣讲会。遇到有些学校对电赛特别不了解，胡老师就会通过专家组成员与本地的高校同行去做“帮扶”工作。从2008年起，胡老师推动江苏省电赛测试场地的承办单位，从原来固定在东南大学改为轮换制。这么做一方面体现了公平公正，但更重要的是能让更多学校参与到电赛中来。承办校的积极性、主动性明显会提高，为了“面子”也会投入更多。

如今江苏省高校里有相关专业的学校都参与到了电赛当中，即使像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南京林业大学这些名字听起来好像跟电类关系不大、但是有相关专业的学校都参与进来了。“当更多不同层次的学校和人参与进来，并不只是表面上的热闹，大家会明白这些规则背后的道理，更多的理解意味着更少的异议。”

当一切都在正常推进的时候，大家对组委会的工作没什么感觉，但一旦有失误，问题、矛盾就都出来了。日积月累的工作做下来，这么多年来，江苏省没有出现过关于公正公平的投诉，这就是最大的成功。胡仁杰说自己所做的事情就是让更多的学生通过电赛发掘自己的价值，获得个人的成功，“我们这些人是作梯子的。”

与其他竞赛相比，电赛很大的不同在于是命题形式，这就注定了出题是个技术含量很高的活。其挑战在于，既要让大部分同学做得出，还要拉开梯度；让不同专业的学生都能找到题做；同时还要兼顾到全国不同高校的教学水平、仪器资源、比赛环境、能力等方方面面。“全国高校老师们几千只眼睛盯着你，出题的压力无形就增加了，”以同济大学岳继光老师为组长的专家组，是电赛的第三代专家组，对电赛题目的要求是“经得起讲，经得起评，经得起考，经得起做。”

岳老师提到题目要能跟随产业热点则是另一大挑战，但老师们毕竟和产业有一定距离，这也是组委会引进企业的一大考虑，以保持电赛在技术上的先进性。2016年TI与教育部正式签署了第三个十年的合作备忘录，成为2018-2027年国赛的赞助商，TI会不断地将最新的产业方向、技术、器件反馈给专家组。

全面参与到电赛以来，每年TI都会携手组委会进行大量针对性培训，而在2019年以前，这种专门针对电赛体系化的培训几乎没有。像2023年TI一共组织了30场线上线下技术培训，大多数是线下，覆盖的培训人数多达1.5万。这些培训就像培训产业的工程师一样，比如会深度介绍运放的选型，在电路当中如何去体现等。同时，TI也在不遗余力地为学生提供电赛相关的器件和板卡，2023年TI提供了将近2万套开发板。

在老师们眼里，TI大学计划与别家不太一样，持续的时间够长，也更接地气。周立青老师出的第一本教材就是和TI合作编写的，在他心中，TI大学计划是一群真正愿意做事的人，做了很多实在的工作。对此，TI大学计划经理王沁觉得，赞助商提供资金、器件只是一个外在的表现形式，真正的核心是对教育的投入和支持。电赛到今年已经30年了，而TI也参与了20年，以前TI即使不是赞助商，也在坚持对与电赛相关的事情进行紧密配合。所以最核心的逻辑是，TI对电赛认可，对同一件事共同的认知，所以能跟大家一起来把这件事做得更好。“我们不仅仅是赞助商，更是竞赛大家庭的一份子。”王沁谈到。

2017年，黄根春老师将武大电赛总教头的职责交给了自己的学生周立青，只专心负责学生具体的竞赛工作。2023年2月，退休后被学校返聘，对于这个自己做了28年的电赛，黄老师仍然有太多的不舍。他一直想着，尽可能地发挥余热，如果其他兄弟院校邀请自己去做讲座，或是培训一些老师，他都很愿意。他总觉得国一的获奖者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几个技术实力强的学校，而要扩大覆盖面，不希望一些学校因为总是做分母而积极性不高，导致参与的队伍越来越少。 

适逢电赛30周年，黄周师生二人同时获得了“电赛三十年突出贡献教师奖”，两代武大老师薪火相传。这样的例子在高校有很多，“三十年都退休了几代人，”罗新民老师介绍西交大现在实验室的指导老师全部是当年参加电赛的获奖学生，深造之后留了下来。 

电赛的前30年无疑是辉煌的，到今天为止，仍然持续着它的繁荣。电赛这件事情，本身有非常让人值得去坚持的东西， 一届届的学生来了，又走了，成为电子产业的专业人才，成为中国发展的底气。高校里有一大批人在这里消耗了自己的青春和精力。就一项竞赛而言，它所做到的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如果没有电赛成规模的电子专业人才输送，中国的电子产业整体发展可能会延缓几年时间，早期竞赛培养的人才如今已经成为行业的领军力量。”周立青老师的话并不夸张，他还在各个场合说，“千万不要把电子竞赛仅当作一项竞赛，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失去了它的价值。” 

但事物毕竟有其周期性，如何让电赛持久保持活力和吸引力？周立青老师认为，电赛的模式本身既是其突出特点和优势，但同时也限制了它的自我更新。时代在变，现在企业里更多向上层做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底层硬件正慢慢走向硬件归一化，对硬件或者系统团队的需求在变小。而电赛四天三夜的模式，又很难把更多的内容包含进去。

所以周立青老师也在尝试着很多探索，希望赋予这个竞赛生命的拓展。2022年，他开始谋划下一步，即“以赛促教”之后推进“以赛促创新创业”。2023年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创新创业中心正式成立，从完赛的同学中选拔出一部分人，在进入研究生阶段之前尝试实际项目。中心会提供一个项目库，所有项目的来源都是企业或科研团队的具体需求。根据项目的完成情况来决定其仅是一个学生的训练项目，还是会孵化为一个企业项目去创业。

这件事就是把电赛“向前到课程、向后到创业”。“现在我在做的事情，就是要尝试着去把最后一把淬火做好，而且是拿产业真实的项目来淬，看看究竟是金子还是废铜烂铁。”周立青常常跟学生说，这也是你们老师最后一次折腾。这些年太累了，如今42岁的他也在选择自己的接棒人了。

就如赵显利老师而言，从最早解决动手能力，到现在的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电赛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下一步一定还会有一个与时俱进的要求出现，电赛也会再去完成下一个阶段的目标。

2018年，黄根春老师曾经说过，希望在2023年退休时，武汉大学能获得72个国一，2023年的成绩一公布，76个国一，他瞬间就完成了心愿。问及今后的计划时，黄老师表示“学校希望我做下去，我就做下去，学校不让做，可能也放不下，有空就去实验室转转。争取做满100个国一。”